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说，领导人的更替都是令人期待的，政治领导人尤其如此。所以才有“政治蜜月”的说法。领导人多会希望自己提出的执政理念、方略、政策措施很快得到社会公众的积极响应，而社会公众则盼望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得到领导人的迅速有效回应，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形成相互砥砺、上下一心的气氛。

    在深化改革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呼声的今天，新领导人更被寄托了诸多的希望和期待，只是这些希望和期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彼此间存在着矛盾甚至对立。这既是新政新风好评如潮的原因之一，也可能会导致“蜜月期”戛然而止。

    因此，一方面领导人不断地用让公众眼前一亮的方式来展示新政新风，为各级领导作出榜样，率先垂范；另一方面一些地方不断地暴露出负面事件，有意无意地逆新政新风而动，不仅分散了主流政治中刚刚构建起来的主题，而且催化着新的社会不满，削弱了正在形成中的新治形象。显然，这不符合中国政治改革稳步推进的要求。

    毫无疑问，新政新风不能长刮，这是政治生活的规律。对于中国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新领导人提出的执政理念、政策意图、战略措施等是否能够在下级得到切实的执行，是否能在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得到不断的改善，以及中央—地方—社会这个三角关系能否保持适度的张力，相互增强促进？只有这样，才能将新风新政转变为良性的政治资产，固化为宝贵的制度成果。

    要做到这点，不能只依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和作风，需要中央—地方—社会三种力量的齐心合力，实现相互预期的契合。

    从中央来说，领导人除了要保持作风，提升能力，利用媒体展现政治家的个人魅力和自信外，更要在制度框架下，充分发挥政治勇气和智慧，切实实践“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化，积极有效地回应社会的要求，为地方各个层级提供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在这个利益多元、观念多元，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密切互动的时代，政治勇气和智慧比政治自信更为宝贵，也是避免自信膨胀为自大自满的内在制约。

    就地方来说，各级党政官员不仅是中央提出的理念、规划、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更是根据本地具体情况来创造性操作的自主行动者。一个国家政令的畅通除了要依靠来自中央的强力推动、观念塑造、领导表率外，更需要各级官员的密切配合。

    30多年的改革早已证明了地方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改革进程中地方的作用不仅需要加强，更需要转变，那就是真正地从促进本地发展，维护政权合法性的目标出发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不是采取 “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来虚于应付；也不是“刻舟求剑”式的错误执行，更不是放纵个别群体或个人利益来侵害公共利益的“掠夺式”行政。

    对于地方来说，只有将促进本地发展与维护政权合法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使地方的重要性产生正能量，而非破坏力。

    就社会来说，权利意识的觉醒与责任精神的提升同等重要。前者不断推动社会对公共权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后者则推动着社会以“主人翁”的姿态来维护公共的利益。而在利益观念多元、权利责任边界模糊、对话交流机制缺失的今天，后者更为重要。只有建立起群体之间的、代际之间的责任，才能使这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不至于碎片化、金钱化、暴力化，在维护个人权利的前提下，保持共同体的精神。

    正是由于这种共同体精神的存在，个体与群体在寻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才会与公共目标契合。而自我的责任精神，也会推动这个有着千年“清官情结”的社会来不断地用自我的实践来推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改革，监督和约束他们的行为。

    政治的常态不是浪漫的，更不是惨烈的，而是踏实的、平和的。只有这样的政治，才能实现妥协、沟通和包容，才能让每个人的尊严在具体而细微的政治行动中实现。（作者杨雪冬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